如果没有外出安排，清晨，一头白发的他都会从华中科技大学校内的家里出发，穿过一排排70年前与同学们一起栽下的梧桐、桂树，8点前准时出现在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水工楼的办公室。
1953年夏天，18岁的张勇传第一次离开家乡，从河南南阳的白水河畔来到华中工学院（华中科技大学前身）求学。彼时，这所高校刚创办未满一年。凭着优异的成绩，张勇传毕业后留校工作。
张勇传数十年扎根于此，从事水电能源领域的教学与科研，亲眼见证华中科技大学成长为国内综合实力靠前的院校；他立足水电专业，在水库运行基础理论、规划决策与风险管理、水电站经济运行计算机实时控制等方面开创了多个“中国第一”，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在许多场合，这位“中国水电能源理论的开拓者”称自己“一生伴水而行”。闲暇时，他喜爱练习书法，最常写的是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
他常常对学生说：“做人做学问的态度就要像水一样，既柔且刚。无论面对怎样的挫折，都不要影响自己的信念、目标以及做人的准则。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，都永不停息地流淌下去，流过山川，流过平原，给人类带来永无穷尽的资源和福祉。”
1935年3月，张勇传出生在南阳白河边的一个村庄，兄弟3人。父亲读书明理，看重教育，困难时期变卖家中部分田地供孩子们读书。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深知落后就要挨打，要求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学好科学知识，希望日后能为祖国强盛做点什么。
从家乡盆窑村小学毕业后，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中学——南阳中学。南阳是一座古城，“科圣”张衡、“医圣”张仲景等名人就诞生于此。张勇传是听着家乡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长大的。
老师讲过“张衡寻访炼铁场”的例子。一次，少年张衡路过一家打铁铺，看到店里有人在锻造农具，就问这铁从哪里来。对方告诉他来自城外白河上游的炼铁场。张衡出城沿着河岸寻找，最终找到了一排排矗立的炼铁炉，观察、了解到了炼铁的全过程。
“这说明做学问的方法是‘问学’，要善于提出疑问，在破解疑问的过程中，学习到真正的知识。”在此后的学业与事业中，张勇传将“欲知则学，欲学则问，不问不学，不学不知”作为精进的格言。
“他不仅是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，在天文、地震、数学、机械制造等方面成就卓绝，还是了不起的文学家。天上，有后世为纪念他而命名的‘张衡星’；笔下，他的代表作《二京赋》《南都赋》《归田赋》等流传至今。”张勇传说，他印象深刻的是记述南阳郡地理风貌、山川礼俗的《南都赋》。
“在当时，不论课堂上还是课后，语文老师、历史老师或者几何老师，都会讲一些张衡、张仲景等名人的成长故事。”张勇传认为，中学老师们潜移默化间给自己心中埋下了一颗追求科学文化的种子。
几何老师讲解图形证明类的题目，讲完一种方法后，有时会抛出问题：还有哪几种方法可以证明？下课后，张勇传总爱琢磨，剩下的几种方法是什么？思考得多了，心中的答案也就多了，他在与老师探讨的过程中，有时也会把老师“问倒”。初二时，他在学校得了个“小华罗庚”的外号。
“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眼光、不同的气派与向往、不同的科学态度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问题……彼此都会加深对自然科学、人文道理的认识。”张勇传认为，当时看似平常的启发与探讨，帮助自己慢慢养成了“问学”的习惯，成为开阔思路、掌握知识的重要方法。
当时的南阳高考生本应在河南许昌考试。不料连降暴雨，白河水突然猛涨，洪水淹没了通向考场的路。为了帮张勇传顺利赶到考场，父亲筹钱雇了一条运货的小船，母亲递过来七八个煮好的鸡蛋，祝他一帆风顺。
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，张勇传瞬间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但他很担心因为这暴雨而失去高考的机会，于是与撑船的渔民出发，改去邻近的湖北省襄阳市赶考。
雨仍在下，两人顺白河下行。令张勇传有些惊异的是，平常一条不大的白河，此刻竟翻腾起比人还高的风浪，小船忽高忽低，奔涌的洪水一遇转弯处，迅即卷出漩涡来。张勇传与渔民在小船上颠簸了一天一夜，终于在开考前一天到达襄阳。
赶考路上淋了雨，加上旅途疲乏，张勇传感冒了。考场上，他头脑有些昏沉，考试结束，感觉“没有考好”。
很快到了放榜的日子。在报纸上，张勇传“幸运”地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他被“华中工学院动力类”录取了。
彼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国家建设急缺大量工业人才。1952年冬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武汉建立华中工学院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。
建校之初，华中工学院开设机械、动力、汽车和内燃机、电力4个学系，都属于重工业“机械制造”和“动力”范围之内。动力学系下设水力动力装置等3个专业。
开学时，校园尚在建设中，纵横交错的马路格局初显，两侧大部分还是工棚，整个校园就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。师生们被临时分配到学校的4个分部（武昌、桂林、长沙、南昌）学习。
动力类师生在桂林分部上课。老师介绍专业详情时，张勇传得知，自己所在的“水力动力装置”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的水电专业。这一专业1953年首届招生4年制两个班，共60名学生。
当时的新中国，水力动力装置十分少见。正因稀少，张勇传更加觉得，“国家需要，学这个就很重要。等学有所长，就有为国家作贡献的机会”。
大一教微积分课的老师黄步瀛是从中学调来的。张勇传记得黄老师讲课的场景：上课从不带讲稿，手捏一支粉笔从头讲到尾，逻辑性强，富有哲理。比如讲到“极限”的概念，阐释“无限大”“无限小”，黄老师吟诵《庄子》的“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……”边讲边比画，让同学们自己体会。
黄老师的课通俗易懂，轻松活泼。讲到数学学习的窍门之一是“多练”时这样举例：“理发师剃头那也是要靠练的，师父会让徒弟练上3个月，考察刮脸看手稳不稳，趁徒弟不注意，‘啪嗒’拍一下手，手不动就说明练到位了，刀分毫不可失，不然刮到顾客鼻子那怎么得了？”“全班同学在哄堂大笑中记住了什么是‘熟能生巧’。”张勇传回忆。
受黄老师启发，加上自己爱琢磨，大一时张勇传围绕“倍函数”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见解。这让当时的辅导员、微积分课程助教李柱眼前一亮。数十年后，李柱教授在一篇回忆录里评价张勇传“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”。
不料，正值长江突发“1954特大洪水”，张勇传和同学们在假期参加了抗洪抢险。“听吧，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，穿好军装拿起武器！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，万众一心保卫国家！我们再见吧，亲爱的妈妈……”校园广播里响起苏联歌曲《共青团员之歌》，大家热血沸腾，连夜汇集到长江边。
同学们有的挖土，有的挑土，不断增加江堤的高度。有的土质不符合要求，好不容易挖了挑过来，浑黄的洪水一冲，坝就裂缝了。大家在摸索中弄清用什么样的土才管用，坝要怎样才能夯实。
这次大抢险，加上高考洪水中赶考的经历，让张勇传对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性沉思：“滔滔江河水，足以令人惧怕，但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。能不能运用科学技术，将水害变为水利？”
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念起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，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。“如果老师把知识都教了，学生怎样前进一步呢？要启发学生发挥想象力，努力创新。”他说，自己后来“有些工作做得还可以”，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做出来的。
大四时，张勇传对“水能计算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此前，“水能计算”必须做试算，过于繁琐。他发明了一种新方法——“图解法”，简化了原来的过程。他将这一研究结果写成文章，投给《水力发电》杂志，没想到接到了回信：用稿纸誊抄寄回。那时的张勇传还不知道什么叫“稿纸”，打听一番才弄清。不久，文章顺利发表。
这是张勇传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，带给他极大的激励。他亦将此看作自己学术创新的“处子之作”，至今保留着这篇文章。1957年大学毕业后，想要在水电领域做出更深远研究的张勇传，经双向选择留校任教。
彼时，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学科世界领先，我国的水电专业基本是照搬苏联模式筹建起来的。苏联水电专家在中国设了3个援建点，分别位于清华大学、华东水院（现“河海大学”）和华中工学院。
1958年10月，高教部在华中工学院举办水电进修研讨班，从全国选拔出近30名水电方面的高校教师和科技人员参与，张勇传名列其中。授课老师是苏联专家谢福拉副教授，课程包含水电站运行及管理等内容。
谢福拉是最早将电厂优化运行理论引入中国的外国专家，用俄语讲课，课上配有翻译。张勇传想将知识理解得更透彻一些，但两个现实困难摆在面前：自己大学期间才学初级俄语，远不具备能自如听课的能力；同时，专家在课后会留下一些参考文献让大家研读，大多是些英文资料，张勇传的英文也尚未达到轻松读文献的水平。
为了抓住机会将知识学得更扎实，张勇传花了很大精力，一本本啃俄语、英语、水利等方面的书籍，硬是将老师留下的问题一一理解透彻。
水库优化调度，需要用好水库的蓄水。如果平时存水太多，洪水一来会面临失控风险，甚至冲毁大坝，严重损害人们的生产生活；如果放水太多，将造成水资源浪费，枯水期导致下游灌溉困难。
以前，我国水库调度只能凭借调度人员的经验。张勇传要做的，是找到科学的调度方法，寻求对水库水电站长期运行方式的最佳控制，充分利用水能，取得最大发电效益、社会效益。
经过持续研究，1963年，张勇传写就《水电站水库调度》一书，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。这是我国水库调度领域的第一部著作，当时他年仅28岁，业内评价“表现出优秀的研究才能和刻苦的钻研精神”。
20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，正值我国困难时期，张勇传常常吃不饱饭，不得已吃些野菜。在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情况下，有的人难免放松对学业、事业的追求。
营养跟不上，张勇传一度身体浮肿，“袜子穿不上，提个裤子也绷得紧紧的”。但他明白，做研究工作必须懂得很多东西，这需要耐得住寂寞，要吃得了苦。
饭吃不饱，《水电站水库调度》的含金量却不低。其中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，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、社会效益。
位于湖南资水中游安化县境内的柘溪水电站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，1962年开始发电。但十多年里，柘溪水电站基本“靠天吃饭”，有水就发电，水多了就放掉，水少就限制用电，干旱时下游群众用水困难。
1979年，柘溪水电站负责人找到华中工学院求援。张勇传受学校委派到湖南，迅速开展工作，并和团队查阅了28年的水文资料，研究最佳调度方案。
当时，我国电子计算机很少，每省仅1台，要么在计算技术研究所，要么在省计算中心，需预约排队使用。“湖南方面对我们支持力度很大。”张勇传回忆，只要团队预约，就能很快用上。
团队“压力其实很大”。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大量用电，“团队就想着怎样能优化方案，为国家建设多发点电”。
那是一台使用穿孔带的121计算机，机体很大，占了整整一栋楼房，计算速度却很慢，没有显示屏。一个方案往往要连续三天三夜才能算出结果来。
“动不动就要算结果。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还得出错误的结论，常常着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……”张勇传和团队成员索性就吃住在机房，饿了啃饼干，困了躺在草席上凑合休息，一次又一次验算、完善方案。
一天深夜，湖南省电力局领导前来探望，见团队饿着肚子鏖。
